首页 »

思想|顾骏:“龙”性的调整,中国与世界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2019/10/10 12:47:51

思想|顾骏:“龙”性的调整,中国与世界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欢迎阅读上观学习·思想

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北周·庚信


国人喜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但能回答“龙到底是什么”的人,只怕不多。以一种根本不曾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动物——暂且如此称呼——作为图腾,而且跨越5000年,走过自给自足的小农时代,经过工业化时期,又跨进信息时代,仍然保持着这个图腾信仰,如此一以贯之堪称人类文化史的奇迹!

其实,中国文化中多得是这样的奇迹,龙不过其中之一。今天讨论“龙”,不是为了探究中国文化奇迹的奥秘,只是为了从龙入手,讨论中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到底知道多少。

叶公之辈多乎哉

汉朝的刘向留下了一个成语叫“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一语成箴,今日传统文化爱好者中,有没有,有多少“叶公”之辈?

中国人喜爱龙不假,至今许多国人名字中嵌有“龙”字,连蛇也时常被尊称为“小龙”。但要是问下,龙究竟为何物,恐怕最多答曰“中国传说中的一种神物”,或者中华民族的图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当西方人自说自话把中国龙胡乱翻译为他们圣经中的邪恶动物“Dragon”时,中国人只能为了“避嫌”,在国际场合尽量避免使用“龙”的形象和符号。为什么不敢也无法向外国人讲清楚,此龙非彼“龙”?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搞清楚龙到底是什么。

其实,中国人相信龙,不是相信某个实体,而是相信一种状态,一种类似如同水一般无所定形的状态。

汉人刘向说:“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说苑·神物》)晋人刘琬说:“大哉龙之为德,变化屈伸,隐则黄泉,出则升云”(《神龙赋》)。清人赵执信说:“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谈龙录》)一句话,龙者,变也,“龙变”也。

中国系统使用“龙”的概念是《周易》,“有龙在田“、“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都出自于《周易》。而《周易》是中国传世最久远的一本书,不是之一,而是第一。“易”就是变,就是变易,所以《易经》顾名思义,就是论述变易的经典。在一本专题讨论“变易”的典籍中,反复使用“龙”这个概念,不正好证明“龙”本质上就是流变或“变易”状态的具象形式?

道不是Law

如果说西方思维是专注于实体的思维,那么中国思维就是专注于流变的思维。自西风东渐以来,屡见国人将中国的“道”翻译作西方的“Law”,至今还用此英文单词的中文译名“规律”来指称“道”,好像不知道西方中国学著述中,早已约定俗成,直接用中文发音“dao”来指称之。原因无他,因为“道”同“规律”真不是一回事。

所谓“规律”指的是“事物之间具有必然性的关系”,且必以重复发生为前提,无论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律,都如此。这就是说,规律之存在必以实体性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先有实物,后有规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物都不存在,反映实物之反复发生的状态,怎么可能存在?

中国人讲的“道”则不同。“道”是万物之源,世界本真,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道”生万物是“无中生有”,“道”之前,没有任何实物。而因为“道”要生万物,所以不能是任何一物,只能无中生有,否则就成“一物生万物”,逻辑上难免出现“此物又是何物”所生的问题,既然“凡物必有所生”,为何偏偏此物无需他物所生,如此之物又为何物?逻辑上不能自洽,会造成思维短路。

聪明的中国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老子在《道德经》这本中国系统论述“道”的经典之作中,通篇没有给“道”加以肯定性定义,而只是给出一大堆“不是、不是”的否定性定义。为此,西方学者曾经嘲笑中国人不懂得定义的基本规定:单纯的否定性定义无法界定事物!

比如,当被问到“人是什么”时,不能回答“人不是狗,不是猫,不是桌子,不是电脑”,如此等等,用这种否定性枚举法,即使穷尽了世界上所有非人的事物,仍然没有让人知道人是什么。所以,一些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思维幼稚得可笑。

可是,西方还是有明白人,笔者在美国讲学期间,看到某个英文版《道德经》,序言作者是一位数学家,其先人是西方第一本英文版《易经》的译者。这位数学家有自己见解,专门论证了老子对“道”作否定性定义的合理性,其推理大致如下:“‘道’作为万物之源,只能用不是任何一物的方式来界定,如此界定不是为了限定‘道’的属性,只是为了说明‘生万物’才是‘道’的根本特性。”说得再直白些,万物都必须使用肯定性定义,因为需要彼此区别,唯有“道”只许用否定性定义,才能区别于由其生出的万物和其中任何一物。

所以,中国的“道”不以任何事物或实体的存在为前提,反过来,任何实体必以“道”的存在为前提。如果说,规律是事物存在的状态,那么“道”则以事物或实体为载体,而显示其存在。无论何物,“道”都可以侧身其中,这才有“道在屎溺”之说。如果说西方思维以固化的实体为逻辑出发点,那么中国思维就以变动不居为逻辑出发点。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用在这里,就是任何事物都是“道”的具象化,但没有一个是“道”本身,“道”和关于“道”的概念都处于流变中。

龙可龙,非常龙

用同样的方式来论证,“龙”只是“变易”的视觉符号。就像不可言说的“道”毕竟还需要一个声音或文字符号,才能在人类的演说和书写中被“道”出来,“龙”采取了更具象的形态,让中国人可以到处呈现“变易”的道理,时时感受“变易”的熏陶,而不会把变易的结果同变易本身相混同。

正是出于这个文化道理,古人不但在龙身上安装了九种不同动物的器官,还强调在呈现龙的形象时,不能画全了,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龙就得保留部分“不明朗”或“不确定”,以便为龙所表征的“变易”留出足够的余地。“潜龙勿用”的“潜”字不就指的有变易的“潜力”吗?

如果再把“画龙点睛”和“叶公好龙”对应起来看,那不仅从未有人见过的“龙”一旦真身出现,难免会吓坏好龙者,就是人凭想象画成的龙,一旦“栩栩如生”也就是“原形毕露”,便不能再存于世,必须归之于天。人类永远不能看见完整的“龙”,因为“龙”只是符号,而且是指称“变易”的符号,一旦固化,怎么用于表征“变易”?《道德经》的核心教诲是“破执”,“执迷不悟”的“执”不就是“僵硬不知变通”吗?中国禅宗公案所追求的某种“不可言说”,其背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套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龙可龙,非常龙”,如果第二个“龙”字可以用作动词,指用视觉形象呈现“龙”的过程及其结果吗?“龙”拒绝确定性,确定的或者能被确定的就不是“中国龙”。

抓住了“龙”的神韵,再用“龙”的视野,也就是“流变”的视野去看中国文化,就会有获得截然不同的景象。

笔者在美国讲学期间,遇到一位意大利裔美国人,对中国颇有偏见,指斥“中国人没有原则”。我没有同他争论到底中国人有没有原则,只是告诉他,中国人不是没有原则,只是中国人理解的原则同他不一样。他很恼火,追问我什么是中国人的原则。我说中国人相信的是“情境性原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原则会随着情景不同而不同。同样办一件事情,如果同办事人员不熟,你会受到一种待遇,如果熟识,会得到另一种待遇。你不能说办事员没有原则,没做到一视同仁,因为这是错怪他了。每个中国人无师自通,都知道对熟人有一视同仁的原则,对陌生人也有一视同仁的原则,他不是没有原则,只是没有统一的原则,只有对不同人群相应的“统一原则”。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讲的就是这么回事,只是他用于社会结构,这里用于文化特性而已。

在西方人习惯于固化模式的场合,中国人往往不自觉地采用“流变”的态度,结果造成许多“文化休克”。比如,西方人搞的法律,极其死板,只要立了法,就必须执行,哪怕实践证明不合理,只要法律未经修改或废除,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在比如美国宪法这种特定法律上,甚至连修法都不允许,只允许制定“宪法修正案”,人类自我剥夺了立法权。在中国人看来,如此死板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叫“刻舟求剑”。

相对法律,中国人更喜欢“政策”,原因很多,以“龙”的视野来看,有一个重大的文化原因,那就是法律过于刚性,而政策充满弹性:制定或修改政策远比制定或修改法律容易,而且政策用语远比法律用语具有更大的解释余地。这同西方人学烧中国菜时,采用“克”或“毫升”做调料的单位,量化而精确,而中国人永远只用“适量”,模糊而经验,但最后的菜肴永远还是中国人自己烧出来的“正宗”。

龙、流变与中国角色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因为地理条件而关起门来一个人过日子的年代,“龙的传人”可以在“流变”状态中,如鱼得水,但到了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尤其是随着中国出海,走进世界,迎向既有的世界规则和秩序,甚至参与制定经济治理格局的制度框架时,固化模式与流变模式之间的“文明冲突”有可能成为现实。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尽管中国一再声称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但不少国家仍然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忐忑不安,个别心怀叵测的国家之所以在围堵中国上常常能够得到一些中国周边国家的追随,一定程度上也同他们对中国“真实意图”把握不定有关。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龙”的基因,就会在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遇到最大问题。

事情难不难在明白这个道理,而在知道道理未必就能带来真正的认识。人认识自身文化之不易,犹如鱼认识水:鱼可以在水里畅游,但从不知道何以能够畅游,不是因为智力没有达到科学认识水的高度,而是从未离开过水,怎么知道水的存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在世界人类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西方人类学界始终有人对其提出诘难:研究“本文化”,而不是“异文化”,其成果可靠吗?“身在此山中”能看见“此山”吗?

“风从虎,云从龙”,习惯于腾云驾雾的中国龙,如何适应世界,被西方固化模式主导了那么久的世界,如何适应中国的“流变”模式,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挑战。中国即便不对自己的“龙性”作重大调整,至少得让世界适应“流变”的架构,这或许是中国和世界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也正因为这一点,“龙的传人知龙否”才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作者为上海大学教授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栏目主编:王多    编辑:严晓蓉

邮箱:wangd035@jfdaily.com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